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孕育形成伟大延安精神，培育铸就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标志着我们党的党性教育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系统总结和继承弘扬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经验，对新时代深化党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一是突出政治性，坚定政治信仰、政治路线，为党员正方向。延安时期的理想信念教育、政治路线教育，坚定了党员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方向，增强了全党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奋斗的信念和信心。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1941年，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中央领导层统一了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央路线错误”的认识，初步分清了路线是非。1943年，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对抗战以来党的路线是非进行了讨论，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当时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作出了全面正确的结论。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结论中指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在党的七大上，党的政治路线的完全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极大增强了全党的政治统一性。七大召开后，党中央发动全党对七大路线开展大学习，在实践中继续提高党性。

二是突出理论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为党员明大理。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党性问题作出了深刻的理论阐述。1941年8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系统地提出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理论，对党性修养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在《人的阶级性》中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朱德从党和军队关系的角度、周恩来从领导干部立场的角度、任弼时从增强党性的途径的角度、陈云从做合格党员的角度对党性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论述。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命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倡导党性教育和理论教育的统一。延安整风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为党性教育提供了有效平台。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思想逐步成熟并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领导人对党性的深刻阐释，党性教育与理论教育的有机统一，保证了全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为党性教育的开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三是突出人民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员强根基。1939年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出来。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把为人民服务上升为共产党人的宗旨观。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阐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带头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性教育的开展作出了榜样。毛泽东帮枣园村民修“幸福渠”，朱德用毛笔在居住地的槐树上写上“禁止系马”，教育红军战士要爱护群众的树木，这些广为流传的事迹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在党的领导人的率先垂范下，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充满着抗日救国、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热烈气氛，处处洋溢着为人民服务的真诚热情，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比如，普通战士张思德、大生产运动中的22个劳动模范、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等等。共产党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同心同德等党性观，深入广大党员干部心中，凝聚了革命事业发展壮大的强大力量。

四是突出纪律性，注重政治纪律教育，为党员立规矩。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各级领导干部遵守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提出明确要求。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规定了纠正违反党性倾向的办法，要求“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这对党性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纪律要求。

五是突出斗争性，正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党员健体魄。延安时期，党中央注重用路线斗争的历史进行党性教育，以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式对全体党员进行党性锻炼，有效增强了全党排毒杀菌、扶正祛邪、强身健体的政治免疫力。毛泽东主持编印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三部“党书”，党中央组织高级干部学习研读，对历史上的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的思想，提高全党的党性。

同时，注重在与违纪行为、腐败行为的斗争中进行党性教育。黄克功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回信中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基本方法

构建教育格局，增强党性教育的统筹性。延安时期，党中央把党性教育融入在职干部教育、干部院校教育和党支部教育之中，逐步建立健全党性教育的领导体制和组织载体。

当时，宣传部门是开展干部教育的主要领导机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区党委之下可设宣传部，负责管理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及党所指导的报纸、学校、训练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不久与中央宣传部合并，改称中央宣传教育部，后又改名为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在职干部教育工作。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管理体制。在延安整风中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整风学习，各部门各单位成立学习分会。

延安时期，我们党创办了大量干部院校，推动党性教育广泛开展。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共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军事学院等50余所干部院校。为进一步理顺领导与管理体制，党中央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要求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以加强对各校的具体领导，并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部门工作联系起来。

党支部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对普通党员的党性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指出，支部教育方针应该是：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支部的任务之一就是教育党员，组织党员的学习。

推进制度建设，增强党性教育的规范性。延安时期，党中央制定了多部涉及党性教育的党内法规，为党性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第一个以党性为主题的文件，不仅对党性作出了深刻阐释，而且对党性教育的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如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1940年2月，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指出，分中级、区级、初级三个层次办党校，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党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到学校作报告。在干部院校中，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有机结合，有效地促进了党性教育的开展。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规定，将延安的在职干部分为四类，对不同类型的在职干部规定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把党性教育贯穿其中。

注重联系实际，增强党性教育的实效性。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注重紧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把党性教育立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基础之上。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个报告要求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以此增强全党的党性。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要求，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进行党性教育的重要途径。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号召在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时任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和晋西北作了一年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出发归来记》等调研报告。这是党的高级干部以实际行动参加整风，与违反党性的教条主义作斗争的一个典范。

深化自我检视，增强党性教育的斗争性。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注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为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检视、改进提高提供了有效武器。毛泽东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942年4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应掌握思想方法，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及历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解放日报》刊登了很多同志严于自己检视、勇于自我批评的文章。

党的领导人在自我批评方面率先垂范，以身作则。面对整风中出现审干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曾三次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不是。博古诚恳反思：“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这些深刻的自我批评，对党性教育的开展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在新时代加强党性教育，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的经验进行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加强政治历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党的七大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全军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统一，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加强思想淬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延安时期，我们党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创建大量干部学校，抓好在职干部学习，增强了党的思想引领力。三是加强纪律熔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延安时期，我们党注重党的纪律建设尤其是政治纪律建设，确保全党团结统一、令行禁止。四是加强道德修炼。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明确要求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延安时期，我们党把为人民服务上升为党的宗旨并躬身践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五是加强作风锤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一个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延安时期，我们党通过全党整风，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