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根据郑玄推测、邢昺疏证，《论语》由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经过大家讨论，以避“妄谬”，然后编定，故谓《论语》。“当时尚属口传身授，因而能免焚书之厄，门户之争”(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230页)。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他认为，“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论语》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页)。

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近些年，传统文化热兴起，各家注本、读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对文学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他还提出“思无邪”，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游学之士。孔子文学观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这种关怀和主张，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礼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秩序。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在美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而是恰到好处，折中矛盾，反对极端，是中正、平和，是“允执其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一种中庸之美、中和之美，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推进相契合。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作者：祝晓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